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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8 22:3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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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第十讲作业10-湘竹
1.试论恒氏在荆州作用
晋氏东渡以来,皇权受到了重大削弱,为了稳固统治,皇室不得不依借门阀士族来御侮与平叛.但王室与世族之间存在着矛盾,“将移神器”的王敦之乱,“复于为贼”的庾氏专权,而世族之间,亦复互相争夺.庾翼死后,桓温借司马氏女婿之势出督荆州。自此桓氏的地位开始上升,而桓氏之兴亡始终与荆州联系在一起。
一、荆州的山河形势
荆州是古之九州之一,《禹贡》曰;“正南为荆州”地处长江中游,荆州所辖的范围极大,相当于今天的两湖,以及河南南部,陕西东南部,汉水流域的部分地区.总体地势西高东低。鄂西山地由武当山、荆山、大巴山、巫山等山脉组成,山间沟谷深切,沿河谷有小型冲积盆地.荆州区内河,湖众多,沼泽密布,江、汉、诸水奔流,经常泛滥成灾,冲积之下形成了广阔的大平原。在本文中所参用有关荆州区划的材料以《晋书 地理志》太康初为准。
荆州的山河形势十分重要,其“东距浔阳,南连岭峤,西据三峡,北带汉川” 1处通衢之地在东晋的版图中有中心岛的地位,就天下而言,其地处东西之争和南北对峙的交汇之处.晋氏东渡以来在国防上呈长蛇之势.东保江淮,中捍荆襄,西守川汉。由于荆襄地处中路有两翼机动的优势,故在南北对峙时每为强藩巨镇,其“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庭之半” ,2东晋“以扬州为根本,委荆州以阃外”3 。其后保东南者,无不持荆襄为上游屏障,明末顾炎武在《亭林文集》卷6《形势论》中更是指出了“厚荆襄”,“阻两淮”为东南立国之本.从军事上讲,荆襄上游的意义甚至超过两淮,对于东晋而言“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4
荆州的得失有着重大意义,而 在荆州的内部有三个重心江陵、襄阳、武昌.吕祉在上宋廷《东南防守利便》中则曰“……守江陵则可以开蜀道,守襄阳则可以援川,陕;守武昌则可以蔽全吴。夫蜀,汉,吴,楚并而为一,则东南之守亦固矣……”这与赵鼎所言“荆襄左顾川陕,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的含义相同。原因在于荆州主要通过东、西、北三个方向与其它战略要地发生关系。三个方向上均有延绵的山脉为之险阻,将荆州相对完整地包围起来。长江和汉水向这三个方向延伸境外,成为它与外部的往来孔道,从而形成能进能退,可攻可守的态势.而荆州的三大重心分别面对三个主要方向。襄阳往往是一方重镇有全局意义其所处的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襄阳地处其南,通过长江与汉水,东通吴会,西通巴蜀,是东晋军事防御线东南段与西北段的连接点,因此它的归属与经营极其重要。东晋政权为此与匈奴、羯、氐反复争夺。就荆州内部而言,重在江陵,地处江汉平原,交通便利,可北据襄阳;南控湖湘;东连武昌;西守西陵.东汉初公孙述据益州,部下荆邯建议公孙述发精兵,谴将东北,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5” 历代兵家看重江陵,正是看重江陵在荆州的中心地位.武昌的重要性则在另一方面,由于荆襄地区为东晋的上游屏障,在对抗北方时作为一个独立战区,具有相对独立性,进而形成相对独立的力量中心,形势变化后这种力量中心便对下游地区形成直接压力,故为了御侮与控制这一双重意图,地处长江中、下游结合部的武昌无疑能发挥重大作用。
荆州居长江中游,在上,下游之间居枢纽地位,荆州外围有延绵的山脉为之险阻,又有大的江河通往境外,从而形成它“用武之国”的战略地位。从荆州沿长江上溯,,穿越三峡,是为古代入川的主要通道之一;若是上下游之间对抗,则荆州可阻川中势力东出,荆州居上游之地,而立足东南的政权无不依为屏障,但在其内部据上游之势的荆襄地区常给东南带来巨大压力。另外以荆州藉汉水北进,可以经略中原,进图北方。总之荆州在面对不同方向时,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顾祖禹在谈到它时精辟地论道:“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也(荆州府,指江陵),自古未有失荆襄而能保有东南者。”
二、荆州的社会经济状况
桓温永和元年出督荆州,此时荆州统十六郡,较之于晋武太康年所辖面积下降不少,但荆襄主体尤在,依然为江左重镇.值的注意的是惠帝元康元年割荆、扬十郡合置江州。江州建立之初不过是为了提高荆,扬二州的行政效率,但晋氏东渡以来为理顺上,下游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为了防备顺流之势,江州的地位日趋重要。故荆州为外阃,而以江州防之,东晋的世家斗争中这种局面十分明显,桓温镇荆州后,琅邪王氏立即以王羲之镇江州。
怀帝永嘉元年分荆、广九郡置湘州,穆帝时进一步确定了所辖范围,主要为荆南、岭北.查其作用不外乎制衡荆州与控制岭南,考虑到其位置较偏,山川形势亦妨碍它纵横四出,左右伸缩,其地“非用武之国,置署妨人,乖为政要”6。
确定了荆州的政区之后,我们讨论一下荆州的社会经济状况,由于荆州在历史上开发较早,有相当的农业基础。魏、晋以来杜预、王浚等人便在此“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7 与此同时,又“修邵信臣遗迹,激用 诸水以亲浸原田万顷”8 东渡以来甘卓、陶侃先后出督荆州都“散兵使大佃”9 ,“勤务农殖”10 桓温任刺史以来继续推行这一政策《水经注.江水》载“江陵城地东南倾,故缘以金堤,自灵溪始,桓温令陈遵造”,另江陵所筑金堤也是为了保护农业生产,同时水稻的栽培技术有了大的提高有一年三熟的记载 。11农业收获自然增加。
农业持续良好的发展必然会导制人口的增加,关于荆州的人口,由于史册中无东晋的人口统计,又要考虑到该时期严重的逃籍、隐户、侨立等现象,只能从东鳞西爪的史料中稍加论述.晋武太康初,荆州有357548户若以平均每户6.57人计算12计则有230余万人,桓温出督时荆州所辖范围较之缩小,仅实领太康初之十郡 13,此十郡太康初有197200户约130万人。从太康元年到永和元年65年间其间虽有灾疫,但荆州的人口应该是在增长。原因有二:
1、 北方流人南下
永嘉之乱后“三辅豪族流于樊沔”14 ,“雍州流民多在南阳”15 而流入梁,益的饥民受到当地统治者的迫害又东向流入荆州16。即“成……平寇将军李凤……屡寇汉中,汉中民东走荆沔”, 故“巴蜀流人……数万家在荆湘间”,17 两路流人汇集荆州,使该地区人口顿增,史称“于时流人在荆州十余万户”18。
2、蛮族人口出山
这是荆州人口构成的另一方面,手段不外乎招抚与抄掠.早在三国时期就有这方面记录,赤壁之战后曹操留乐进屯襄阳,“南郡诸郡山谷蛮夷诣进降”19 孙权亦派潘睿镇压五豁蛮“斩首获生,盖以万数”。20 惠帝永嘉元年应詹督南平、天门、武陵三郡军事,“天门、武陵 蛮并反,詹讨降之……召蛮酋,破铜券与盟,由是怀詹,数郡无虞。21” 到刘宋抄掠更是大行其道,沈庆之,刘诞等更是个中能手,仅元嘉,大明之世不过二十年间,以沈庆之为主虏掠蛮口而有具体人数记载的就以达二十余万22 。观其前后,虽《晋书》未载东晋以蛮族充实编户的具体情况,但这一事实必然存在。另平定苏峻之乱的陶侃似有溪族的重大嫌疑 23,若如此那么当时蛮族出山的人数必定相当可观,否则是很难居此高位的。而桓温除了荆州刺史,都督四州军事外还有护南蛮校尉之职,其职责所向可想而知。
当时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援引王育明先生的研究成果为千分之八点九 24,那么至永和元年荆州人口为原来的1.78倍,即在籍人口至少为351000户,这与刘宋时期的人口统计差别很大,不足为奇。考虑到以后频繁的战乱,役赋繁重,大量人口依附化,南来侨民又多不属籍,北方政权严重的抄掠,所以从纸面上看刘宋时人口是大大减少了。
荆州地区的商业也非常发达,由于地处长江水运的枢纽,所以益州和扬州的商品流通与转运必须经过此处,其地“良皮美罽.商赂所聚”。 25安帝元兴三年的一次大风灾使“贡使商旅,方舟万计,漂败流断,骸胔相望”。26 可见其兴盛的商贸往来.同时荆州又处南北对峙的前哨,双方相互聘使,陶侃曾遣使石勒“致江南之珍宝奇兽”。 官方如此,而民间的互市交易就更不可计数了,只不过这种边市很危险,袭市之事时有发生。但是由此可知,荆州之商业税也相当可观。
这样良好的社会经济条件使荆州逐渐成长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中心.何尚之言:“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州以阃外”。沈约则发挥云:“民户境域,过半天下,晋世幼主在位,政归辅臣,荆扬司牧,事同二陕。27”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荆州在东晋的社会经济地位极高,是一个可以与权力中心扬州相抗衡的经济中心。故荆州的镇将人选极其重要是一个“得贤则中原可定,势弱则社稷同忧”28 的局面。
三、荆州与桓温的西征,北伐活动
桓温能出督荆州是东晋门阀斗争的结果,但桓温以前桓氏社会地位不高并不是一流士族,其祖上可能还有刑门之嫌,其父桓彝过江之后志在立功,终“莅官称职,名显朝廷”,(《北堂书钞》卷六O引臧荣绪《晋书》)跻身于江左八达。成名于平王敦之役,又死节于苏峻之乱。
桓温为桓彝长子,其成长历程与其它门阀子弟颇不相同,其父桓彝为韩晃所杀,(彝)诸子并流迸,时温十六岁,与诸弟经历过苦难,了解一些下层情况.其性节简,高爽迈出,好事功、重武力与清谈误国的当时名士不同,尚南康公主,为成帝姊夫,庾氏甥婿。这个身份很重要可以得到皇室与庾氏兄弟的卵翼,庾翼北伐之时,曾以琅邪内史桓温为“前锋小督”,29 假节入淮之命.可见其时温官位不高而人物重要。同时,中枢执政的何充也很器重桓温,要把桓温掌握在自己手中,故建元元年使桓温刺徐州以制衡庾氏。
穆帝永和元年以桓温都督荆梁六州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假节。这一任命是朝廷战胜庾氏的结果,王权在此时还是拥有很强的影响力,否则庾氏是不可能听命的。而桓温则是最大的受益者,他的受益与成帝姊夫这一身份是分不开的。桓氏的政治地位上升。桓温出督荆州得到了上游征伐的权力,要稳定桓氏门地就必须建功立业,要建功立业就必须要有良好基础,而荆州具备了东晋建国以来最好的社会经济实力和优越的地理环境。两者结合,以荆州为基地的大规模战争必然发生.
永和二年桓温上疏征蜀,时成汉李势暴戾骄淫,人民怨声载道“中外离心”30。桓温的西征一举成功,历时仅一年便彻底解决了自永兴元年以来的上游威胁,在此过程中荆州体现出了前进基地的作用,西征自江陵出发沿江上溯,经青衣,彭模,直抵成都。其间补给似全赖荆州,《晋书》卷六六《陶侃传》载“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装船所用竹丁尚为荆州所前储,粮秣其它物资必然也有来自荆州的,至于桓温所统军兵也多为荆襄战士,查随温征蜀的将领周楚,袁乔的身世可知。(时袁乔为江夏相;周楚为桓温参军)
桓温通过伐蜀的胜利提高了地位,永和四年加征西大将军,开府,封临贺郡公。这样就继承了庾氏兄弟长期经营的家当,节制了荆、梁等州的广大区域,自成体系,但也急需乘时立功以增望实,自永和五年起围绕着北伐权桓温与朝廷进行了持久斗争,由于楮裒与殷浩主持的北伐相继失败,桓温乘机把北伐的旗帜牢牢抓在手中.于永和十年进行了第一次北伐,二月,温率步骑四万自江陵出发,经襄阳,入武关,进抵霸上;关中震动,三辅郡县纷纷来降.后晋军以乏食退兵;永和十二年八月,桓温又率军自江陵北进,在伊水北岸大破羌人姚襄,迫降叛将周成,收复旧都洛阳;废帝太和四年桓温进行了最后一次北伐自建康北上由清入河破慕容垂、傅未波等于林渚遂至枋头,以粮道不通而退,败于襄邑。
比较桓温与殷浩等人的北伐可以看出桓温的北伐有一个准备过程。《世说新语.政事》中称:“桓公在荆州全欲以德被江汉,耻以威刑肃物”使“百姓安之”,此举强化了以荆州为主体的北伐抗战基地,藉此既可以出屯江河之间护住东晋门户阻止“胡马临江”,亦可以遣将经营河朔,北伐中原,另一方面养精蓄锐,筑墙积粮,扩大影响,所以有“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所用” 31之论。
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桓温取得一定成果的。第一,二次北伐都是从荆州出发,军队主体必然是荆襄战士,所需军资也必然由荆州提供,这点是没有必要怀疑的,就算平时襄阳以北的军事活动也是仰赖“荆湘之粟”32 ,另豫州刺史朱序曾表求荆州之粟,可见荆州当时有充足的粮饷供应,经济基础坚固,所以桓温可以在第一次北伐后两年就进行第二次北伐,这与荆州强大的补充能力是密不可分的。从荆州北伐的地缘角度来看,荆州北向可直抵宛洛,也可以出武关,入关中.观东晋的攻防战线宛如一张弓,而自荆襄北伐宛如离弦利箭,其势尖锐难挡,就算出师不利自宛洛撤退,南阳盆地可以快速机动,不利于敌迂回要击,不容易出现襄邑惨败之事。第三次北伐是从建康出发,走的是由泗入河的路线这种进军路线既不利于机动也不利于攻敌,惨败在所难免.倒是桓温惨败于慕容垂而无人敢“表废之”值得注意,究其根底,依然在于桓氏控制着荆、江上游诸州。
综上所述,荆州是桓温西征、北伐进行大规模军事活动的基地,也是桓氏赖以维持,发展的根本所在,
四、荆州与桓温权势之扩张
桓温出督荆州以后通过战争扩大了望实,平蜀之后,加征西军号,开府仪同三司,封临贺郡公。上节已经提到过荆州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所以自永和五年开始荆、扬之争的苗头已经出现。
桓温的府僚主要形成于其任安西到征西将军期间,这一期间亦是桓温地位发生根本变化时期。桓温的府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出身高门大族的王洵、谢安、王坦之等;另一类则是出身不太高但有特殊地位的士族如:郗超、周楚、袁乔等;最后一类则是荆州人士如:罗含、习凿齿等人。王、谢子弟出仕于桓温军府是大族间相互妥协的结果,单从出仕而言王、谢完全有更好的途径。考虑到桓温的实力极盛为门户计不得不为之,其实东晋大族之间的渗投由来以久,桓温也曾依靠过瘐氏兄弟的羽翼。这些人不会为桓温真正卖命,突破极限矛盾就会暴发。郗超、周楚等人不同,他们的门第不如王、谢很难有主持中枢的机会,而他们的实力在于数代经营的某一方镇,他们帮助桓温控制地方是因为如果桓温洗牌成功那么他们自然有裂土之封,所以郗超在桓温军府表现活跃,与关键时制肘的谢安大不相同,其实也只有这一类人材才是桓温在扩大权势过程中的中坚力量。罗含、习凿齿是荆州本地人士桓温在荆州发展势力不能不依靠当地人以减少阻力,当然这一类人是不可能在桓温军府中占有很高地位,也起不到关键作用。
由于北伐是争夺人心,整合内部的有效手段,而桓温又恰恰是北伐的强硬派,不满“永结根于南垂,废神州于龙漠”33 姑且不论桓温的真实目的,但在当时持此论无疑是能打动人心的。在朝廷与桓温围绕北伐权相持不下时,永和七年冬,桓温拜表北伐,却帅众四五万顺流而下,驻于武昌.这种东进犯阙似的北伐是朝廷最难受的,而桓温之所以敢如此也是已坐大荆州,朝廷不敢奈何。
朝廷主持的北伐相继失败后,有能力,有威望进行北伐的也只有桓温一人,永和十年的第一次北伐以徙三千户而还结束,没有什么成绩,但增加望实的目的达到了。永和十二年的第二次北伐大破姚襄,留兵戍洛而归.这次北伐取得了一定成果,重要的是使桓温声望大增而不久又以温弟桓云为江州刺史,这样荆、江二州连为一体,桓温的权势扩大并向下游发展。兴宁元年,加桓温为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假黄钺。二年又有扬州牧之命,权势进一步扩大,并可以名正言顺地插手徐、豫二州军事。故太和四年的第三次北伐很快就发生了,虽然第三次北伐惨败于枋头,望实俱损,但就其权力积累来看却大胜于江东,成功地拔除了豫州的袁真与徐州的郗 ,夺取了扬州的两大门户,造成包围建康的势态,控制了司马昱,掌握了内外军权,使东晋朝廷一度“政由桓氏,祭则寡人”34 。
咸安元年桓温入建康,废海西公而立简文帝,这一事件标志着桓氏势力开始进入中枢并奠定了在朝廷中的权威地位。二年六月简文帝病死遗诏“家国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 35。这个结局与桓温所求的“禅位于己,不尔便为周公居摄”36 相去甚远,但已位极人臣。宁康元年七月桓温求九锡不得,薨.从咸安元年起到桓温薨的一年半中是桓氏势力发展的顶峰,晋氏命悬一线。移鼎不成并不是实力不济,而是枋头之败望实俱损,输在政治上。
桓温在逐步扩大权势的过程中表现的老成持重,采用政治手段而不采用武力这与轻浮躁进的桓玄很不相同。不轻意入都,不离开军队,不落人口,实行废立之事而朝廷无可奈何,究其根由在于桓氏控制着荆州上流之势,实力雄强。伴随着桓温权势的一步步扩大,朝廷越来越无力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桓氏的权势是构筑在领有荆州这块基石上的,离开了这块基石,桓温的所作所为是很难想象的.所以桓温死后,桓氏可以放弃中枢权力而紧抓荆梁旧地 37,更是突出了荆州对于桓氏家族的重要意义。篡晋的桓玄之所以敢行非常之事也是藉以“桓氏世莅西土” 38的人情故事,而益州兵东下袭破江陵,桓氏冰消瓦解,更是反证了荆州对于桓氏的意义。
总结
纵观桓温与荆州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荆州是桓温起家的基石,是桓氏存在的根本所在,无荆州就无桓氏存在的可能.桓温的所作所为都建立在领有荆州的基础之上,桓温领有荆州才能提升其地位,才能使桓氏上升到一等士族的地位.
2说说你对南燕两代皇帝的
南燕,十六国时期16国之一,慕容德所建。398年建都滑台。统治今山东及河南的一部分,史称南燕。历二主十二年。
1、开国皇帝,慕容德(336年-405年10月18日) ,后改名慕容备德,字玄明,昌黎棘城(今辽宁义县)人,鲜卑族,前燕文明帝慕容皝幼子,母公孙氏,前燕景昭帝慕容儁、后燕成武帝慕容垂皆为其兄,五胡十六国时期南燕开国皇帝。在位398年―405年共8年。

2、末代皇帝,慕容超(384年―410年),字祖明,南燕献武帝慕容德之侄,北海王慕容纳之子,十六国时期南燕最后一位皇帝。生于西羌,出身慕容氏破落贵族,曾在长安装疯行乞。公元405年登基(在位5年),最后被打败砍了。
段氏含辛茹苦,呼延平忍辱负重,慕容德念念不忘亲情,周围人高尚的情操,才便得慕容超能活下来,并奇迹般的成为南燕皇帝。慕容超一继位,即亲小人,远贤臣。可惜好人的善心,却结出了恶果,只因他们的善心善行,用在了错误的人身上。”慕容超进宫侍奉叔父,使叔父神情愉快;出宫礼贤下士,虚心待人。因为这个缘故,政府民间,对他一致归心”。一个人不在核心位置之前的表现如此优秀,
慕容超重用奸臣公孙五楼,逼得良臣或反或死,人心不安;又喜欢变更制度,国无宁日,民无宁时,凡此种种亡国之举,尽皆为之,南燕离灭亡不远矣。
柏杨白话版:406年(晋•义熙二年)
北魏帝拓跋珪规划建设首都平城,扩大兴筑宫殿,打算使规模跟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等名都相比。因济阳郡(河南省兰考县东北堌阳镇)郡长莫题是一个有巧思的土木工程专家,拓跋珪召见他,讨论设计图样和施下进度。莫题在皇帝身旁一久,稍微有点懈怠,拓跋珪大怒,命莫题自杀。莫题,是莫含的孙儿(莫含事,参考三一五年二月)。
于是,开始兴工(大概仍用莫题的蓝图),征发八方面部落和五百里之内所有男子,不管老少,全部投入,兴筑灅南宫,宫门高十余丈,挖掘水沟池塘,开辟花卉园林,饲养奇禽异兽。再兴筑外城(平民区),方圆二十里,分别列出街道市区,共三十天完成(三十日完成上述的庞大工程,做工的人数再多,也不可能,想只是完成第一期奠基工程,先使征发的民工回家)。
晋帝国勤王军首领、镇军将军刘裕听到谯纵叛变、宣布独立(西蜀王国)消息,遂派龙骧将军毛脩之会同益州(州政府设巴东郡【重庆市奉节县东】)州长司马荣期、涪陵郡(重庆市彭水县)郡长文处茂、巴东郡(重庆市奉节县东)郡政府军政官(司马)时延祖等,共同出兵讨伐。毛脩之抵达宕渠(四川省渠县东北三汇镇),想不到司马荣期被他的军事参议官(参军)杨承祖诛杀;杨承祖自称巴州州长:毛脩之不能再进,退回白帝城(巴东郡郡政府所在城)。
南凉王国首领、广武公秃发傉檀向西凉王国首领(一任武昭王)、凉公李暠(本年五十六岁),要求和好;李暠同意。
北凉王国首领、张掖公沮渠蒙逊袭击西凉王国首都酒泉(甘肃省酒泉市),大军推进到安弥(酒泉市东)。李暠迎战,失败,退回酒泉,登城守卫。沮渠蒙逊班师。
南燕帝国内斗爆发,武卫将军公孙五楼为了独揽大权,开始排除绊脚石。于是,向皇帝(二任)慕容超诬告北地王、青州州长慕容钟,请求处死。一任帝(献武帝)慕容德逝世时,兖州(州政府设梁父【山东省泰安市东南】)州长慕容法没有到京师(首都广固)奔丧,慕容超派人向他责备,诘问原因;慕容法大为恐惧,遂跟慕容钟以及段宏阴谋叛变。慕容超得到消息,下诏征召慕容钟,慕容钟声称身上有病,不能行动。慕容超遂逮捕慕容钟同党、高级咨询官(侍中)慕容统等,斩首。征南将军(慕容法)府军政官(征南司马)卜珍检举国务院左执行长(左仆射)封嵩,很多次跟慕容法来往,可能有什么阴谋。慕容超逮捕封嵩下狱。皇太后段女士恐惧哭泣,告诉慕容超说:“封嵩不断派禁宫侍从宦官总管(黄门令)牟常来对我说:‘皇帝不是太后的亲生之子,恐怕三九六年的杀母惨剧重演(指后燕帝国二任帝慕容宝杀母事,参考三九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我是一个妇女,没有见识,恐怕被杀,遂即告诉慕容法。慕容法设计如何因应,被他引入歧途,现在虽然知道,又有什么话可说。”慕容超下令用五马分尸的车裂酷刑,处死封嵩。西翼警卫指挥官(西中郎将)封融投奔北魏帝国。
慕容超派慕容镇攻击青州,慕容昱攻击徐州(州政府设莒城【山东省莒县】),国务院右执行长(右仆射)、济阳王慕容凝会同韩范,攻击兖州。
慕容昱攻陷莒城,徐州州长段宏逃往北魏帝国。封融率领变民军袭击石塞城(山东省长清县西南),斩镇西大将军馀郁,全国震恐。济阳王慕容凝打算诛杀韩范,回军袭击广固;韩范得到消息,集中军队反击慕容凝,慕容凝投奔梁父。韩范合并慕容凝的部众,攻击梁父,攻克。兖州州长慕容法逃往北魏帝国,慕容凝逃往后秦帝国。慕容镇攻克青州;青州州长慕容钟屠杀慕容镇留在青州的妻子儿女,挖凿地道逃出,跟高都公慕容始投奔后秦帝国。后秦政府任命慕容钟当始平郡(陕西省兴平市)郡长,慕容凝当高级咨洵官(侍中)。
慕容超喜爱改变旧有制度,政府或民间都不高兴,慕容超更打算恢复肉刑(墨刑【面上刺字】、劓刑【割鼻】、剕刑【断脚】、宫刑【割男人生碴器】),更打算增加“烹刑”(把人放到锅中煮死)、“轘刑’,(五马分尸【车裂】),文武百官都表反对,才算停止。
晋帝国国务院(尚书)评定勤王军功劳,奏报晋帝司马德宗(本年二十五岁);司马德宗批准:封刘裕当豫章郡公、刘毅当南平郡公、何无忌当安成郡公;其他有功官员,依照等级,分别封爵或赏赐。
晋帝国梁州(州政府设魏兴【陕西省安康市】)州长刘稚,起兵叛变。(去年【四〇五年】二月,汉中【陕西省汉中市】被“氐王”杨盛夺去,晋帝国遂把梁州州政府迁至魏兴)。左将军刘毅派将领讨伐,生擒刘稚。
十一月,南凉王国首领、广武公秃发傉檀把首都从乐都(青海省乐都县)迁到姑臧(甘肃省武威市)。
后秦帝国归义侯乞伏乾归(时驻苑川【甘肃省榆中县东北】),到首都长安朝见天王姚兴。
十二月,晋帝国任命何无忌当荆江豫所属八郡军区司令长官(都督荆江豫三州八郡军事),兼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州长。
以军功巩固自己的权位,慕容超把目标定在了东晋,也不能说自不量力,虽然说两国国力不在一个级别,不过慕容超还是蛮有自信的,因为东晋之前的北伐都是以失败告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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