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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26 21: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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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典故班第八课作业
05-紫璇
1.什么是尚书？它包括那些内容？
答：尚书 （儒家五经之一）。“尚”即“上”,《尚书》意即上古之书。相传由孔丘编选而成,传本有些篇是后人追述补充进去的,如《尧典》、《皋陶谟》、《禹贡》等。西汉初存二十八篇,用当时通行文字书写,即《今文尚书》。另有相传汉武帝时在孔丘住屋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已佚。东晋梅赜(一作梅颐、枚颐)又伪造《古文尚书》。后来《十三经》中的通行本,即《今文尚书》与梅氏伪书的合编,宋人开始怀疑梅氏伪书,至清渐成定论。今文各篇内容包含商周等代的一些重要史料,如《盘庚》反映商代奴隶社会的情况、《禹贡》记述战国时黄河、长江两流域的地理等。
《尚书》最早书名为《书》，又称《书》《书经》，是一本由先秦诸子所著的哲学论著，约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尚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期总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即“上古之书”。因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 《尚书》主要记载了从尧舜禹时代到东周历时约1500年的历史，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的谈话记录。书中文章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的层次，并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的初步形成。
《尚书》列为重要核心儒家经典之一，历代儒家研习之基本书籍。传统《尚书》（又称《今文尚书》）由伏生传下来。传说是上古文化《三坟五典》遗留著作。它以记言为主。自尧舜到夏商周，跨越两千余年，是《三坟五典》的可考记录。
尚书的内容：
答：《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皇室文集，是中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
尚书上古历史文献集。《左传》等引《尚书》文字，分别称《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总称为《书》，汉人改称《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论衡·正说篇》）。《尚书》的真伪、聚散，极其复杂曲折。2009年清华简中发现了部分早期版本的《尚书》。汉人传说先秦时《书》有100篇，其中《虞夏书》20篇，《商书》《周书》各40篇，每篇有序，题孔子所编。《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到孔子修《书》。但近代学者多以为《尚书》编定于战国或两汉时期。
汉初，《尚书》存29篇，为秦博士伏生所传，用汉时隶书抄写，被称为《今文尚书》。又西汉前期，相传鲁恭王拆孔子故宅一段墙壁，发现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的，所以称《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孔安国读后献于皇家。因未列于学官，《古文尚书》未能流布。
东晋元帝时，梅赜献伪《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这部《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25篇，又从《今文尚书》中多分出4篇，而当时今文本中的《秦誓》篇已佚，所以伪古文与今文合共58篇。
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义》，就是用古今文真伪混合的本子。南宋吴棫以后，对其中真伪颇有疑议。
明代梅鷟作《尚书考异》，清代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等，才将《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乃属伪造的性质断实。
清华简西伯勘黎《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
“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
“谟”是记君臣谋略的；
“训”是臣开导君主的话；
“诰”是勉励的文告；
“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
“命”是君主的命令。
还有以人名标题的，如《盘庚》《微子》；有以事为标题的，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有以内容为标题的，如《洪范》《无逸》。这些都属于记言散文。也有叙事较多的，如《顾命》《尧典》。其中的《禹贡》，托言夏禹治水的记录，实为古地理志，与全书体例不一，当为后人的著述。
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修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
据李学勤介绍，清华简中的《尚书》分三类，有些篇有传世本，如《金滕》《康诰》《顾命》等，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佚篇，在传世本里没有,或虽见于传世本，但后者是伪古文，如《傅说之命》，即先秦不少文献引用过的《说命》，和当今流传的《说命》伪古文不是一回事。清华简《厚父》和《封许之命》都是《尚书》的佚篇。“命”是《尚书》的一种文体，而《封许之命》是周王朝分封许国的文件。
2.回答古文《尚书》的学术价值。
答：古文《尚书》究竟有什么价值，可以从以下五方面展开阐述。
1.古文《尚书》补充许多历史事实。
例1.《大禹谟》记舜欲把帝位禅让给禹，而禹谦逊欲让皋陶，曰：“联德罔克，民不依。皋陶迈种德，……惟帝念功。”舜曰：“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从。”并“拜稽首固辞”，最后由舜决定禅禹帝位。这是由禅让制转变为世袭制过程中很具戏剧性的一幕，是上古史从原始社会转变为阶级社会之一条极具价值的重要史料。
例2.《大禹谟》又记舜在位时派禹去征有苗，“禹乃会群后誓于师……三旬，苗民逆命。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帝（舜）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这是中原华夏部落联盟与南方有苗部落联盟关系史上很重要的一段经历。待到禹即位后，中原华夏族力量进一步增强，终于把有苗伐灭。
例3.《五子之歌》记夏太康“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这段记载，把太康失国的前后经过叙述得清清楚楚，是《史记·夏本纪》所没有的。其弟五人御母以从，述戒作歌，歌分五阙，一唱三叹，情意真切，在文艺史上也弥足珍贵。
例4.从《胤征》所记可知，胤乃诸侯而“掌六师”，羲和职官有其聚居的“邑”；每岁孟春“官师相规”，对职官有严格的要求；夏有《政典》规定各种刑法，其中“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云云，可与《左传》引《夏书》“昏、墨、贼，杀”并观，以见夏代法律之严酷。由此而大大加深我们对夏代史事和制度的了解。
例5.《说命下》记殷王武丁曰：“台小子旧学于甘盘，既乃遁于荒野，入宅于河。”可知武丁在即位前很早就出宫考察，向贤人甘盘学习，又在荒野和河边居住，广泛接触劳苦大众，因而在即位后能治国有方，很快使殷朝富强起来。
例6.《毕命》载周康王对毕公说：“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这是毕公“分居里，成周郊”的具体工作。康王又说：“惟周公克慎其始，惟君陈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终。”可知周初对殷民的教育改造，经过周公、君陈、毕公三位元老的苦心经营，终于告成其功。这段改造的史实，是极有意义和价值的。
如此丰富的上古三代史实存在于古文《尚书》之中，它们是研究这段历史的极其珍贵的材料。
2. 古文《尚书》保存大量格言和成语。
例如:《大禹谟》载益曰：“满招损，谦受益。”
《五子之歌》记太康五弟作歌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旅獒》记太保召公曰：“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周官》记成王曰：“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
上述众多的格言和成语，具有极强的教育作用，它们都是第一次在古文献中出现。其中的成语，如“玩物丧志”、“功亏一贾”、“心劳日拙”等，各家《成语词典》都注明出自古文《尚书》。《说命下》云：“惟教，学半。”孔传：“教，教也。教然后知所困，是学之半。”这对教育工作者又是一句极有用的格言。新版《辞海》有“教学半”条，即引古文《说命》和孔传为说。
古文《尚书》中的格言和成语，往往被后世引用，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如《胤征》记夏代胤侯曰：“威克厥爱，允济。”此言打仗，威严要胜过爱心，就能成功。春秋时吴公子光宣传说：“吾闻之曰：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公子光所“闻”，即《胤征》之言。
《说命中》又记傅说进谏商王曰：“无启宠纳侮。”意即不要启宠小人而招受侮辱。这对统治者有很大的惩戒作用。春秋时晋士伯因宠宋仲几而反受其压，乃曰：“‘启宠纳侮’，其此之谓矣！’，《（左传·定公元年》）士伯所引古语，即出自古文《说命》。
大量格言和成语的保存及其对后世的深刻影响，再次显示古文《尚书》的珍贵价值。这些格言和成语言简意赅，含义深刻，形象生动，耐人寻味，具有先秦时代的语言风格，进一步展现其真古文献的魅力。
3. 古文《尚书》可考知旧籍引语的背景和用意。
例1.《左传·成公十六年》引《夏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初看此句不知出自何篇，亦不知缘何要说此话。待查古文《五子之歌》，乃知此言是太康五弟在其兄失国后痛述祖上教训：人民的怨限岂能只看明处，在细微不见之时就应图谋。引文的背景和用意遂豁然明朗。
例2.《论语·为政》引《书》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乍看此句，不知出自何篇，亦不知为何要说此话。今查古文《君陈》载成王对君陈曰：“惟尔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兹东郊，敬哉！”原来这是成王为命君陈尹成周东郊，而讲述他的孝友品德能施于政。
例3.《孟子·尽心下》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今查古文《武成》曰：商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可见造成“血之流杵”的原因是商师“倒戈”，自相杀戮；而不是由于周军攻商，“以至仁伐至不仁”。孟子既没有看清《武成》的原意，也不懂文学上的夸张手法，以致发出如此言论。
例4.《礼记·坊记》引《书》云：“厥辟不辟，忝厥祖。”此句乍看不知出自何篇，也不知为何要说此话。今查古文《太甲上》记伊尹曰：“嗣王戒哉！抵尔厥辟。辟不辟，泰厥祖。”乃知此句是伊尹教训太甲之词。太甲即位后，不明礼义，伊尹把他放逐至汤葬地桐。三年后，太甲悔悟复归，伊尹乃进此言：“君不像君，乃辱其祖。”词意恳切，表现了伊尹的大臣风度。
例5.《左传·昭公十年》引《书》曰：“欲败度，纵败礼。”此句乍看不知是何人所说，也不知在什么情况下要说此话。今查古文《太甲中》记太甲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厎不类。欲败度，纵败礼，以速戾于厥躬。”由此知道这是太甲幡然悔悟的自责之词，从而使我们更加深了对引文的理解。
由上数例可知，古籍许多引《书》之文，初看没头没脑，会产生很多疑问，待查古文《尚书》，便可明了其引文的背景和用意，从而加深理解，弄清事实的真相，得到明晰的答案。这是古文《尚书》的又一价值所在。
4. 古文《尚书》可订正旧籍引文之讹。
例1：《孟子·公孙丑上》引《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查古文《太甲中》作：“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孔传：“逭，逃也。”显然，“逭”和“违”的意思相近，可以形成对照，且能押韵，下句作“不可逭”是正确的。应劭《风俗通义·过誉》正引作“不可逭”。《孟子》引文“不可活”，当从古文《尚书》进行订正。
例2：《墨子·非命中》引《太誓》曰：“（纣）弃阙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这里纣所说的“我民有命……”，不可理解。查古文《泰誓上》作“（纣）遗厥先宗庙弗祀”，“乃曰：吾有民有命……”原来纣自恃“有民有命”，还在为非作歹。显然，《墨子》引文“民”前脱“有”字，并当依据古文进行订正。
例3：《墨子·非命下》又引《太誓》曰：“为鉴不远，在彼殷王。”按《太誓》是武王伐殷纣而告于众的誓言：当时殷王还在肆虐，怎能“为鉴”？其时正当殷王统治，怎称“不远”？查古文《泰誓中》作：“厥监惟不远，在彼夏王。”才知《墨子》引文“殷王”乃“夏王”之讹：夏王已被推翻，正可“为鉴”；夏王在殷之前，正是“不远”。这里，古文《尚书》又一次发挥了其订正引文的作用。
例4：《礼记·缁衣》引《兑命》曰：“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事烦则乱，事神则难。”按古文《说命中》作：“黩于祭祀，时谓弗钦。礼烦则乱，事神则难。”这是傅说进谏商王的话。观《礼记》所引，很不通顺：“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不可理解；“事烦则乱，事神则难”，两个“事”重复，难明其意。而古文则陈述清楚，语意明白。显然，“事纯而祭祀”乃“黩于祭祀”之误；祭祀是一种礼仪，承上而言，“事烦则乱”乃“礼烦则乱”之误。《礼记》引文，都当依古文《尚书》进行订正。
例5：《吕氏春秋·谕大》引《商书》曰：“五世之庙，可以观怪；万夫之长，可以生谋。”对于《吕览》这句引文，历来多有非议。宋洪迈云：“予谓吕不韦作书时，秦未有《诗》《书》之禁，何因所引，讹谬如此？”（《容斋随笔·吕览引诗书》）王应麟亦谓：《吕氏春秋》所引《商书》，“其舛异如此！”（《困学纪闻》卷二）今查古文《商书·咸有一德》记伊尹对嗣王太甲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观政。”此句与《吕览》引文极其相似，而意思纯正，含义深刻，必是引文的原型。古文《尚书》在这里又起着订正引文错讹的重要作用。
由上数例可知，各种古籍所引《书》文，常因记忆不清、传抄脱误或随意篡改等原由，造成许多乖谬和错漏之处。这些谬误，往往能藉古文《尚书》而得到校正。这是古文《尚书》学术价值的又一体现。
5. 古文《尚书》可纠正旧注之误。
例如《左传·哀公六年》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杜预注：“灭亡，谓夏桀也。”孔颖达疏：“贾（逵）、服（虔）、孙（毓）、杜（预）皆不见古文，……解为夏桀之时。唯王肃云：‘太康时也。”今查古文《五子之歌》，乃知这段引文是其第三阙唱词。此篇唱词是太康失国后其弟五人所作，故所云“灭亡”必指太康时夏朝都城及大片国土为有穷后羿所占。杜预等一批注释大家看到《夏书》中云“灭亡”，遂望文生义，以为必指“夏桀”，实乃大错。王肃可能见到古文《尚书》而云“太康时也”是对的。杜预等人的旧注“灭亡谓夏桀”应依据古文《尚书》而加以纠正。
再如孔颖达《尚书正义·尧典》在“虞书”下疏谓：郑玄“注《禹贡》引《胤征》云：‘厥匪玄黄，昭我周王。”按：《胤征》属于《夏书》。《史记·夏本纪》曰：“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夏代所作的《胤征》，怎么会出现“周王”此类词语？使人感到茫然。今查古文《胤征》无此语，而古文《武成》有曰：“肆予东征，绥厥士女。惟其士女，筐厥玄黄，昭我周王。”原来郑注所引“《胤征》乃是《周书·武成》之讹。
由以上两例可知，汉晋间的注家在注释古籍时，很多人由于没有见到或未认真查阅“逸在秘府”的古文《尚书》，因而其注释往往出错。现今学者正可依据古文《尚书》二十五篇校订旧注之错谬。古文《尚书》的学术价值在此又一次得到展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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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20-10-26 15:29: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