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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25 22: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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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湘竹 于 2020-4-25 22:22 编辑
由于司马道子专权任性,与孝武帝渐生嫌隙,朝堂上也出现两派的朋党之争,王恭深以为虑,就对王忱道:“朝野传言主相不和,党同伐异,我以为乃是骠骑将军(指司马道子)甚少觐见陛下之故,阿大身为骠骑将军府长史,为宰辅心腹,当择机劝谏。若朝廷和睦,我等臣子才能尽心国事。”王忱满口应承。待王恭去后,王忱担忧自己进谏,司马道子不为采纳,就转托袁悦之择机斡旋,其时悦之正受道子宠信,言听计从。袁悦之笑道:“此乃小事一桩,况为国事,敢不尽言。”王忱感谢再三
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公元373年至396年在位,是东晋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达二十四年。谢安曾认为孝武帝“精理不减先帝(简文帝)”,《晋书》称其“雅有人主之量”,但是孝武帝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好酒,东晋后期之所以衰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君臣皆嗜酒。孝武帝不仅自己嗜酒,他的老婆王皇后也嗜酒,皇后名叫王法慧,也许是因为好喝,所以早早就死了。孝武帝自己嗜酒,却反对自己的老婆喝,他当然知道这酒会伤人。孝武帝让皇后的父亲训诫自己的女儿,岂知皇后的父亲王蕴本身也是个嗜酒如命者。孝武帝司马曜经常在内殿里沉溺于酒色,流连迷醉,头脑昏沉不清醒,根本无法上朝,所以宫外的人很难见到皇帝,官员也很少被允许进见。君臣这样狂饮烂醉,不仅败坏国政,还失去了君臣之间的阶序法度,搞得君不像君,臣不像臣,为后来孝武帝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孝武帝更是嗜酒昏醉,将国事抛在脑后。酒徒治国,病夫治国,这个国家好的了吗?孝武帝甚至因醉酒丢了性命,这也是历史上的一大悬案。此是后话,君不君,臣不臣。北方多年大乱,民不聊生,东晋如果得治,一统天下绝非难事。但却一直未能如愿,和从来也没出什么出色的皇帝有绝对的关系。
[20]初,帝既亲政事,威权己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于酒色,委事于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与帝以酣歌为事。又崇尚浮屠,穷奢极费,所亲昵者皆姆、僧尼。左右近习,争弄权柄,交通请托,贿赂公行,官赏滥杂,刑狱谬乱。尚书令陆纳望宫阙叹曰:“好家居,纤儿欲撞坏之邪!”左卫领营将军会稽许营上疏曰:“今台府局吏、直卫武官及仆隶婢儿取母之姓者,本无乡邑品第,皆得为郡守县令,或带职在内,及僧尼乳母,竞进亲党,又受货赂;辄临官领众,政教不均,暴滥无罪,禁令不明,劫盗公行。昔年下书敕群下尽规,而众议兼集,无所采用。臣闻佛者,清远玄虚之神,今僧尼往往依傍法服,五诫粗法尚不能遵,况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竞加敬事,又侵渔百姓,取财为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疏奏,不省。
[20]当初,孝武帝亲自处理国家的政事后,权力与威望出自己手,很有君主的气度。但不久便沉溺于美酒和女色之中,把朝廷的政事统统推给琅邪王司马道子代管。但司马道子也是嗜好喝酒,从早到晚都和孝武帝一起把高歌狂饮当成主要事情。孝武帝又迷信佛教,极端奢侈挥霍,浪费在这方面的钱财很多。他所亲近的人又都是三姑六婆、和尚尼姑,所以他左右的侍从人员,便乘机争权夺利,互相勾结,公开进行贿赂,封官加赏又杂又滥,刑罚惩诫混乱冤错。尚书令陆纳遥望着皇宫叹息着说道:“这么好的一个家,小孩子要把它折腾坏呀!”左卫领营将军会稽人许营呈上一道奏章说:“现在朝廷小吏、军中武官,下至男仆女奴那些不知生父只取母姓的人,本来没有经过官府的考察举荐,却都能当上郡守县令,甚至进入朝中当官,至于那些和尚、尼姑、乳娘等人,更是争先恐后地引进他们的亲朋好友,接受财物贿赂。以至于任用官吏、管辖百姓、政治与教化都没有标准,对无罪之人滥施暴行,当禁当行的法令不明确公布,抢劫、偷盗却公然横行。过去,陛下也曾下令命臣属们知无不言,尽可以规劝讽谏,但是等大家把建议提出来集中到一起呈给陛下时,却没有一个建议被采用。我听说佛是一个清淡、玄妙虚旷的神祗,但是现在的这些和尚尼姑往往虽穿着僧服,却连佛义中最粗浅的教义不淫、不盗、不杀、不说谎、不酗酒这五戒也还不能遵守,更何况精妙的佛法了!而那些受流行的歪风迷惑的人,更是一方面纷纷争相拜佛,一方面又欺凌搜刮黎民百姓,以掠夺来的财产作为实惠,这也不符合佛家`布施'的道理。”奏章呈上之后,没有回音。
台省在外者称行台。魏晋始有之,为出征时随其所驻之地设立的代表中央的政务机构,北朝后期,称尚书大行台,设置官属无异于中央,自成行政系统。唐贞观以后渐废。金、元时,因辖境辽阔,又按中央制度分设于各地区,有行中书省(行省),行枢密院(行院),行御史台(行台),分别执掌行政,军事及监察权。行省实即继承前代的行台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存在过四种不同性质的行台,作为临时中央政府的行台、作为尚书省分支机构的行台、处于过渡形态中的行台和作为最高一级地方行政机构的行台。后来在行台之所以能够在魏末北齐演变为最高一级地方行政机构, 录尚书事初为职衔名,始于东汉。当时政令、政务总于尚书台,太傅、太尉、大将军等加此名义始得总知国事,综理政务,成为真宰相。魏晋南北朝多以公卿权重者居之,总领尚书省政务,凡重号将军、刺史,皆得命曹授用,位在三公上。或以二人以上并录,参录。
七月,冯翊人郭质起兵于广卿(今华县东有广卿原)应秦,移檄三辅,三辅壁垒都然之,独郑县(今华县)人苟曜不从,聚众数千附于后秦。质遣部将伐曜(苟曜),大败而归,又与曜战于郑东(今华县东),为曜所败。
广乡在今陕西华县西。《资治通鉴》:东晋太元十五年,“冯翊人郭质起兵于广乡以应秦”,移檄讨姚苌。胡三省注:“魏收《地形志》:郑县有广乡原。” 在今陕西省华县西。废桥在今陕西兴平市西北。《资治通鉴》: 东晋太元十九年 (394),“秦主登自六陌趣废桥”。即此。
坞壁又称为堡、坞、壁、营、寨等。堡在春秋时已出现,坞较晚出。汉代坞壁初见于西北边郡,后及于内地。大多是以封建家族为核心建立的庄园组织。堡坞内部除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实行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外,还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后汉书?李章传》载,东汉初年,“赵、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赵纲遂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为在所害。”东汉后期,各地堡坞林立,或镇压农民起义,或抵御外族侵扰,或发展为武装割据势力。《三国志?田畴传》记东汉末河北田畴“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北拒卢龙,南守要害”。即典型之堡坞。其后军阀混战,坞壁遍于各地。晋永嘉之乱后,地方豪强纷纷据地自保,自为坞主,周围百姓亦投附接受保护,于是坞壁林立。据《晋书?刘聪载记》称,仅梁、陈、汝、颍之间,便有坞壁百余所。又《晋书?庾衮传》云:“衮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在今河南禹州)”,“于是峻险阨,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考功庸,计丈尺,均劳逸,通有无,缮完器备,量力任能,物应其宜,使邑推其长,里推其贤”,可知坞壁内部之概貌。:坞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自然经济和依附关系相结合的产物,坞壁主是乡里大姓豪族的代表人物。十 六国时期,在社会动乱的时代,坞壁获得空前发展。坞壁不仅是军事组织与生产组织的结合体,而且兼具地方社会基 层组织的职能。十六国统治者从坞壁攫取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故优抚坞壁主,承认坞壁主的合法身份和坞壁作为 社会基层机构的地位,使坞壁经济得以继续发展,依附关系走向普遍化和完全合法化。因此,十六国时期大族坞壁经 济及依附关系的发展,对十六国封建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作用不可低估。
“自古以来,欲为左右耳目者,无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谗诌并进,善恶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慎选纲纪,必得国士以摄诸曹,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按,又择公方之人以为监司,则清浊能否,与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处之,何取于耳目哉?”徐邈这段话值得沉思。用人为政当遵循制度和法律,发挥体制的作用;如果离开制度,抛开体制,存私心、用私人,必将给小人以可乘之机。可能短时会快速达到目的,但必将破坏制度和体制,从根本上破坏执政根基。
范宁推崇儒学,在其大廷学校推行儒学中可见。另范宁在免官居于丹杨郡时仍然勤读经典,整年都不间断。
范宁反对 何晏、王弼等的玄学,曾说:“时以浮虚相扇,儒雅日替。宁以为其源始于 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 桀纣”。所撰《春秋榖梁传集解》十二卷,是今存最早的《 谷梁传》注解, 阮元收入《 十三经注疏》,是保留汉、魏以来春秋谷梁传之学的重要作品。
范宁以著《谷梁传集解》名于世,其《春秋》学以《 谷梁》为主,但他较 郑玄在春秋三传的评价更进了一步。郑氏持肯定三传长处,范宁则认为三传各有其短,范宁在〈榖梁传集解序〉中以为:“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谷梁婉而清,其失也短; 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范宁在朝中亦多有贡献,有益国家,当时建新庙、广求 辟雍、明堂制度,范宁都引据经典上奏,全皆可于儒家典籍中查证。而当时 孝武帝好文学,故范宁亦因而受亲待,朝廷议论未果都去问范宁意见。而当时笵宁亦直言批评奸佞朝士,其中包括阿谀奉承 会稽王 司马道子的外甥 王国宝。不过范宁本身就因为大力批评王国宝,而被王国宝借司马道子之手中伤,范宁唯有只求外任豫章太守,孝武帝亦在极不情愿下被逼应允。临行前范宁仍关心国家,上陈当时虽然无战事之虞,但国家 虚耗人力物力,对人民劳伇过甚;又自表对国家的操心。后来孝武帝下诏 公卿和地方刺史、太守议朝政得失,范宁又提议实行 土断,并 言明考官员内容,修平民之法;又提议将小郡县整合,郡至少要有五千户,县则至少要千户,以利调役管理;更提议修改礼文,以二十岁为全丁而十六岁至十九岁为半丁,以取代当时十三岁为半丁而十六岁为全丁的礼文,免于“伤天理,遗经典,困苦 万姓。”范宁在郡大兴学校,又派人到 交州采 磬石以建学校使用,同时又改革旧制,不依往常规则。当时范宁吸引到千余人到来,对他们的资助都是用私财。豫章郡 四姓子弟亦被范宁送入学校,学习五经,又建学台,用途甚广。不过范宁却遭到上官 江州刺史 王凝之弹劾,称他“肆其奢浊,所为狼籍”,并列举他私立家庙、改筑郡城等行为作为其罪证。朝廷当时下诏范宁免官抵罪,但儿子 范泰弃天门太守的官位而为父上诉, 孝武帝亦以范宁所做的都为教学,于是一直拖着未决,直至后来遇到大赦,范宁还是被免职。范宁被免官后移居丹杨郡,六十三岁时在家中去世。
东晋虽然是司马氏政权的延续,但本身司马氏在政治上威望不高,整个朝廷都由世族大家把持,最先的一个乃出身琅琊王氏的王导,其后又有陈郡谢氏的谢安、谢玄、王敦等等。而世家大族中,代表者,有南下的王、谢、袁、萧等侨姓,和本身居于江南的朱、张、顾、陆的吴姓。最初东晋有赖权臣王导主持大局,一方面拉拢江南士族,一方面又安排予从中原南下的士族,并以司马家族作为共同拥戴的对象。但世家大族本身并不真正忠于司马氏,尤其是他们本身都拥有大量田地,以至拥有自家部队(即所谓“部曲”),有足够实力抗衡司马氏政权。最初有王导主持大局,东晋政权得以稳定,故时人称“王与马,共天下” 。但晋元帝以降则内乱频生,如有早期王敦之乱、苏峻之乱,后期又有孙恩、卢循之乱等。 东晋王朝的统治阶层大部分是由过江避难的中原名门望族与江南的土居氏族组成的,存在着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他们之间一直相互排挤;在东晋统治的一百多年中,中原氏族占据统治的主导地位,而南方土居氏族则一直被排斥。元帝年间,北方大臣王导希望改变这种状况,他在南北氏族之间奔走,极力劝说各族修好,但收效甚微。后来江南氏族也曾多次因不满东晋的统治而起来反抗,大大的动摇了东晋的统治。自晋元帝元年(公元317年)至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是东晋发展比较平稳的时期,虽然在此之间也有过一些叛乱,但都被镇压下去了。元帝末年,王导之弟王敦起兵反晋,遭到其兄王导与朝臣的抵抗而未能成功;其后桓温也曾觊觎帝位,又被王谢两大家族抵制下去。公元385年,东晋重臣谢安病死,晋孝武帝将大权交于其弟司马道子,司马道子与其子司马元显把持朝政,他们暴虐无能、大肆剥削人民,使图谋王位的大族有机可乘。公元398年,以桓玄为盟主的王恭、殷仲堪、瘐楷等人的联军占据了建康以西的州郡,使朝廷的统治被限制在东方的八郡内,开始了其衰亡的过程。 北方士族南渡,大都率领宗族、宾客、乡党同行。这些流民,随同豪强大族南下,自然就成了他们的依附人口,分散南下的也多被豪强大族所兼并。这些南下的人们,起初大都不上户籍。后来,东晋政府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保护南迁士族的利益,便在流人集中的地方,用他们原籍的名称,侨置州、郡、县。侨人单立户籍,称为侨户。侨户最初享受不为国家纳租服役的优待,后来即使纳租调也比一般编户轻些。侨州、郡、县的设置,主要是照顾南迁世家豪族的利益,一则为他们做官增加了位置,二则他们控制大量户口而又不纳租服役,其政治、经济利益都得到了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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